当代文化界,有那么几位人物,虽然本身与我毫无瓜葛,敝人也从无借光攀附的心思,但每当提及他们名讳时,我总不自觉地要加“先生”二字,不如此辄感不安。这其中,当然有启功先生。
我想,有好些朋友,其实是与我同样的心理。撇开其余不论,被誉为“最后一位书法大师”的启功先生,其人品、艺品都是极其干净的,是罕有的纯粹,堪为当世师儒硕彦。当今文人,文化水准每况愈下,钻营之术却一日千里,他们利用圈子关系,尤其是借助权力系统,左右文林艺苑,垄断行业权益,污染精神空间,人心不正至斯极。前些时日爆出来的中书协副总舵“赵长青丑闻”,及所谓的“贾浅浅现象”,无非冰山一角而已。
启功先生从来都不是这样的“大师”。他是真正的“君子人也”,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典范。他学贯古今,他文采风流,他淡泊名利,他卑己自牧,他诱益后进,他尊师重道,他蔼然仁者,他菩萨心肠,是名副其实的“精神贵族”。在苏、孙们称孤道寡“主持风雅”的浇漓时代,空谷绝响,更俟何人?2005年,启先生以93岁高龄辞世,私心以为,这是真正昭示着某种文脉的断绝。“启功”两个字,愈来愈似一种象征。
“书者,如也”。即便从这一点落眼,启功先生都是不容否定的,是绝对不能否定的。除非你我对书画无知,对传统无知,对中国文化无知,对这个世界的光辉也不再抱有丝毫敬慕之心。
但另外一方面,具体而微到启功先生的书法,其高低成败是非功过,我也不觉得没有可商之处。高岩之下必有低谷,飞瀑之下必有深潭,优点太突出者必然有缺陷,这是虽孔孟圣贤都免不了的,何况只是一宗技艺?
近些年来,闲谈启先生书法者,分歧也多。主要争论点,当在于两处:其一,启先生的字,放在书法史上该如何定位?启先生有生之年,享有盛名,当然公推其为“大师”,圈中人为贤者讳,或有一二杂音也不便公开表态。可启先生下世毕竟有16年了,当尘埃落定之后,正所谓“盖棺定论未嫌迟”,坊间也开始有异议传出,认为以平心说以公心辨,启先生大概只是“当代名家”而已,实力连“民国以来10大书家”座位榜都排不上——尽管问题不免低级之嫌。早在13年前,“新馆阁体新秀”田蕴章,就在其讲座中公开放言,“当代书法启功先生数一数二,但放到民国书家中,也只是一般”,争议发酵至今。
其二,牵涉到一桩更为严重的批评乃至“指控”,认为“启体”实为“馆阁体”之流亚,甚至无形无意中开了“新馆阁体”之风气,是当代这类书风的“鼻祖”云云,汹汹而起者更说的二田兄弟都需要老人家负责似的。这些风议,在启先生弃世的翌年,就开始陆续在《书屋》、《中国书画家》、天涯论坛“闲闲书话”等场所纷纷出现,这是我现在还可以翻查到的点滴记录。
更有些“当事人”,心情应更为微妙复杂。有一位老师,也是名门之后,是启功先生“隔壁家的孩子”,现在海外执教,平日也临池学书,他近些年写了很多缅怀启先生的文章,字里行间宛然深浸热泪,但我看他似乎有意避谈启字,笔触偶及也明显顾左右而言他;前些时日,请教书画圈一位前辈——他是年轻时就与启先生往来颇密的,至今在私人感情上对启推崇备至,但就是他也坦率地说,“启先生的字确实算一般,终身没有脱出沈荃、高士奇的局域”,这是含蓄表明启体还在“馆阁体”范畴的。
启体真是“馆阁体”吗? 依我的认识,是有点和稀泥的,一句话归纳就是:启字并非馆阁体,但的确有馆阁体趋向。不少启先生拥趸,一听有反面意见,往往怒不可遏之状,实在意气太盛。说什么“批评者既不了解馆阁体,也不熟悉启功书法”云云,这或许是真心话,但却才是外行话。
我想,大家还需要明白的,至少有两点:其一,“馆阁体\台阁体”三字,并不一定都是贬损;其二,启先生从未想过要充什么“书法家”,他的专长在古典文学与书画鉴定,其最闪光之点在人格境界,书法无非其娱乐末技而已,对其书法的一些检讨丝毫无损其光辉。
什么是“馆阁体书法”?照我粗疏理解,这类书风,开始指的是“官僚气”,因为其源出自中央朝廷御用文人之手,是奏措、公文、考生用字的模范,是官方认定、官员遵循、学子风从的圭臬——龚自珍去世前12年才勉强考取进士,并非书法不行,而是写不好“馆阁体”。再后来,馆阁体也被引申出来,指称那些“呆字”,盖既是应用书法、官样笔墨,属于奉诏应制而作,自然就要压抑个性,不偏不倚,规规矩矩装孙子,甚至套路化、程式化。当实用目的高于艺术追求、泯没掉情绪性情,馆阁体之末流,理所当然要沦为一种实用性程式了。
所谓“馆阁体书法”,不但并非缺乏功力,而且恰恰相反,是功底绝深、势和体均、温柔敦厚,中和文雅之至;正宗的“馆阁体书家”,也绝非没文化“土老冒”之谓,更是出入朝廷、穿梭于翰林苑、时或给皇帝太子当老师的名家宿儒,是整个帝国人才的一时之选,与“写字匠”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拿现代比拟,过去绝大多数的“馆阁体书法家”,相当于如今最顶尖的学者教授,命运垂青时还可能出将入相。“馆阁”是中央朝廷,不是你我家的小阁楼。
所以,在过去,“馆阁体”三字是带有贬义的,大体上就是说你与一流无缘的意思,可水准没人敢去小觑。明末书坛大宗师董其昌,其《画禅室随笔》就明白说过,“文、祝二家,一时之标,然欲突过二沈,未能也”。他认为,后世公认的前辈大师文徵明、祝允明,实际上还不如台阁体名家沈度、沈粲兄弟。连文、祝两大手笔都得敛眉低首,我们又何有资格,一听“馆阁体”就嗤之以鼻?
因为馆阁体馆论技法最为熟练,“分行布白,合乎纤陌之径;引笔著墨,浓淡灿乎珠玉之彩”,运笔已烂熟到了“精工能巧,遏越前载”的化境,是以对什么都两眼朝天不屑一顾的康有为,还悻悻然承认这一派书风“比一朝之绝谐,先士之化裁,晋唐以来无以伦比”,认为是晋唐之后楷书的最高峰。
是以,启功先生自己,也一度表态,认为不能全盘否定馆阁体,正如他不认为八股文就该彻底扑街一样。有人讥其的字是“馆阁体”,他听闻就哂然而笑:我哪有馆阁体写得那么好哦?这是启先生的清醒,也是智慧所在。
但馆阁体又确实是书法的末流,认真有志学书者,都会自觉避开这一路径。何以故,因为馆阁体最大的弊病,恰是艺术的绝症:形美但骨不美、法高但意不高、复古但不开新,等而下者甚至到了“千人一面,一字万同”的地步。
认真检讨起来,启功先生的书法,其坏处是有这个端倪的。启先生出身贵家,授自名士,是真正从传统书法走出来的人,他对书法下过功夫且深通传统书法技艺之精妙所在,且又机会常年在故宫看帖,是“懂”书法的大行家,这是世所公认的。他的字,绝非一般的盲目练笔,其字用笔功力深厚,起笔、运笔、收笔,都法度谨严,是真正的书“法”。但启字的症结,恰也埋伏在这里。
启先生一生秉持满清皇室家学,底子乃馆阁体渊薮所出,又因缘凑巧遍观名帖,是以始终都被“规矩”笼罩,一生努力于法,处处讲法,但其缺点也是“法高”带来的。即过度讲法,过分留心留意于法,则必然缺乏感情与激情,更无新趣,世间人事的变迁都似乎对他刺激不大,所写什么心境下的产物几乎了然无痕,所以其字不免予人千篇一律。而且,启先生似乎又不甘真与古为奴,偶尔还要自己“创法”,诸如“黄金分割”理论之类,实际不仅作茧自缚,也难逃师心自用之讥。
有同行论其字,说他笔法过于单一,甚至几个套式而已,有点麻木不仁,越是精心之作,越有麻木之感,这也绝非完全胡说。启字,确实基本都合“黄金分割率”的结构,但恰说明这种“好看”的字,最大问题在如出一辙、结构极其重复,形同美术字\馆阁体,无形中走入了书法艺术的禁忌圈。盖一切为法所统,处处想到法,则激情自然被泯灭,再新奇之境景也被规矩所吞噬。启先生虽是诗人,但他实在太理性化了,似乎只机械地重复如何用笔,如何表现笔墨的内涵,倒是一些小品与不经心之作,反给人轻松与视觉上的些许快感。
什么是馆阁体,就是技法烂熟,没有激情新趣。启先生的字,干净利落、周正端庄、美观无比、雅俗共赏,是其最大的优点与风格;可看其书法集,每幅书作都不同却无大异,程式化迹象明显,而且也乏“大师”之宽博,找不着雄浑苍莽、内涵深沉、壮阔磅礴的气象,其旨趣确实是落在馆阁体这一窠臼上的。可以说,启字即便不是馆阁体,也有馆阁体之弊病。
只是,启先生以他深厚的学问、难得的书卷气、干净明快的心胸,把这一弊端给遮盖稀释了不少——后来者如二田昆仲,没有这等储备与境界,只能迷失为“当代馆阁体”。
总之,启先生的字,技术完美、结构规矩、有口皆碑,但乏于浑厚宽博、伤在程式化重,有馆阁体之弊。故实用而不辽远,故是名家而非大师,故包前而无法孕后,故能树立一代楷模,但断不能开启一代新风。
启功先生是了不起的书法家、学问家、教育家,但这并不代表其字没有可检讨的余地。如果认为启先生的字是书法的顶峰了,那中国书法将是毫无前景可讲的;不仅如此,倘若执意亦步亦趋地临习启先生的字,而无视其中的弊端与局限,看不到窗外广阔无垠的艺术天地,那艺术生命也委实到了尽头,实在没有必要费时费钱费力费墨再练下去了。礼重启功先生,本身就是要学其“求实”的人格风范。
要之,以民国及以前一二流高标准评启字,颇多不足;倘若一当代书协家水准视之,则又非常之,戛然出群,说是海内宗主都是不为过的。无知者,过分捧启字;学养不够者,看不懂启字,两种极端意见皆不足论。平实而论,启字是当代书法的一个高峰,但与前人比又是一个低峰。《荀子》说“狭隘褊小,则廓之以广大”,启先生的成败得失,都是一面镜子,令人或汲取精华或迷途知返。
过去,阮籍至慎,每与人言未尝臧否人物,《世说新语》据此列其为“德行第一”。我是意一项不慎,也不说上半点德行的,所以敢说几句不着边际的话。有一说一,知我骂我,于我都是如浮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