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、墨、纸、砚在宋代已成为书房中最重要的书写绘画用具，有考古学上发现也可作证。如在福建省福州市茶园山发现的南宋许峻墓中，就发现了整套“文房四宝”用品被随葬的现象。再如河北张家口辽代张文藻家族壁画墓的壁画中，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见最早将笔、墨、纸、砚同绘于一处的“文房四宝”图画。其中7号墓“童嬉图”壁画中（如图），有四童子藏于后面嬉戏的柜子，发掘者认为是食盒，但有研究者认为，应当是文房用具，可放置纸张、画轴、书札等。这幅画的墓主人张文藻卒于辽代咸雍十年（1074年），与苏易简、梅尧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为相近。这些无不说明，如果笔、墨、纸、砚不是经历时代的积淀，逐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实用基础，那么“文房四宝”一辞是不会在宋代终成专门用语的。
说起来，“文房四宝”中的“四宝”谱系还有据可考，但作为书写、读书等专用处所的“文房”的起源，却实难考实得多。像唐代杜牧《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》中所言“彤弓随武库，金印逐文房”，已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比较早的“文房”用辞了。因此说“文房”一辞于唐代就已出现，或者还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时期，当不至于引起太大异议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这里提到的文房，其实多属于概念或属性范畴，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文献著录、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，能告知我们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形态。
将有关文房四宝的起源研究，延伸到与其关的书画空间场景中，是在变笔、墨、纸、砚的静态讨论为书画者行为的空间动态考察。因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观，正在发生从单体到整体再到群体的转变，了解和复原古代书画用具与文房乃至与文人行为之间的关系，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书法用具发展的史脉。换言之，如果说文房是“文房四宝”的空间载体，那么，文人则是文房的活动主体。没有文房承载的文房四宝是孤零散乱的用具，而没有文人活动的文房则是没有活力的空寂建筑。
